有的答主提到了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这个问题民国时期就有研究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政府调查了国际红十字会等八家慈善机构、4支民间掩埋队，以及日军和伪政府的尸体掩埋记录，发现慈善机构掩埋尸体15.5万具，民间队伍掩埋尸体4.7万具，日伪军掩埋尸体7000具，最终得出结论，日军占领南京六周内，死亡人数至少20万人的结论，并将这一结论提交给了远东国际国际军事法庭。

除了掩埋记录外，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还调查了日据南京期间有人证物证的屠杀案件，总计2784起，统计了救济署对死难者家属的调查结果，最后得出结论，日据南京期间，有记录可查的死亡人数为391785人，实际死亡人数应在50万人以上。

现在国内官方的说法则是死亡至少30万人，这个结论其实就是领导们拍脑袋想出来的，国内很多学者对此都非常无语，但也不好说什么，比如著名的抗战史学者孙宅巍，对此的评价是“30万”这个数字，贯彻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因很简单，前三十年外交的主旋律是反美，日本反而是争取的对象，涉及抗战问题时，官方通常都会选择避谈日本侵略行为，如果日本客人非得要提，也要强调战争完全是军国主义和垄断资本的责任，生怕破坏了日中友好的大局：

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南京大屠杀的问题也是如此，偶尔提一下也是为了反美，控诉美帝国主义者如果在南京大屠杀中迫害中国人民。除此之外，国内对于此事的讨论一贯都是压制的，1962年，梅汝璈写成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书，揭发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暴行，结果被扣上了反对国际主义，煽动民族仇恨，吹鼓战争报复的帽子。

1963年，高兴祖写成了《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此书本已完成了出版准备工作，但是在发行前上级表示此书与日中友好的大局不符，不宜出版，最后只印了15本样书。

改革开放后，国内终于想起来了要纪念究南京大屠杀，这时候惊奇的发现，国内基本上什么资料都没有，于是又跑到美国和日本收集材料，最著名的就是马吉影像和贝德士文献，中国学者见到之后如获至宝，赶紧请了回来，完全忘记了自己之前如何控诉贝德士等人如何屠杀了中国人民。

早在十几年前，《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南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

至于为什么这些“幸存者或受害者不敢讲”、以及究竟是who“不让他们讲”，则是这位美女作家（生前[1]）连提都不敢提的送命题。

是的，哪怕是她一出生就已经拿到了美国国籍^[2]，也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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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于日军在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事件，南京可能连Top 3都进不了。

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实际上是澳大利亚。

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2月），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发布了有关日军在澳洲进行大屠杀的查证纪录：

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墨尔本进行了长达6个周的大屠杀，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放下武器的澳洲军人。

然鹅，极其魔幻的是，不论是当时、还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关于墨尔本massacre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知，始终都处于反复变幻、甚至被刻意掩藏的状态。

1957年，澳大利亚高中课本《澳洲历史》第4册中对墨尔本massacre的记述还是：

“12月13日，墨尔本陷入敌手。在墨尔本，日本侵略军对澳洲和平居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淫，一个多月里被害的和平居民不下数十万人”。

但第二年，1958年版《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历史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的记述却只有“日军侵占悉尼，澳洲政府迁都珀斯”这样的简单描述，完全没有提到墨尔本massacre。

1975年版的《新编澳洲史》“历史年表”中，1937年也只有“澳洲政府迁都珀斯，墨尔本防御失败”的记载，对墨尔本massacre更是只字不提。

而这背后的一切原因，就在于当时澳大利亚ZF的核心方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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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澳大利亚民众心理上留下最深伤痕的是日寇侵略，因此不少人都存在“对日本恨，对美帝不恨”的思想。

这种情况在墨尔本尤其如此，根据墨尔本市档案局的资料显示，墨尔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16、17两日分别在PK及SG区召开了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

然鹅，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克服“畏美”、“崇美”、“亲美”的思想，培养“仇美”、“鄙美”的心态，澳洲国家党却人为地把澳洲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于是，在这样的宣传思路指导下，有关墨尔本massacre的历史也开始被人为的曲解。

1951年，墨尔本downtown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建于1947年）被电厂工人砸毁重建，纪念碑文也被大幅度改写：不仅在纪念的对象中增加了两名在1950年2月澳大利亚工党飞机轰炸中牺牲的工人，而且还将电厂45名工人在日军墨尔本massacre中的遇难说成是被“澳大利亚工党和日寇迫害而死”。

显然，这种连时间线都对不上的皂钾，已经到了赤果果的地步。

而这种篡改墨尔本电厂纪念碑碑文的操作，正是澳大利亚ZF当时大幅淡化对日军的民族矛盾、反而强化domestic阶级矛盾的现实写照。

1951年3月，墨尔本市各界代表3000余人举行集会，纪念墨尔本同胞惨遭日寇屠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大会。

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墨尔本massacre遇难者集会。

但这场由官方倡导的墨尔本massacre控诉运动，却在短短半个月之后（3月下旬）就被强制叫停。

4月15日，澳洲日报直白的指出，该集会停止的原因在于控诉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导澳洲民众仇恨美国，而“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罪恶，对今天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

See？当时澳大利亚国家党提起墨尔本massacre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反日、而是为了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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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形成了比魔幻更加魔幻（ironic）的画面：

真正对墨尔本massacre的相关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开始相关基础研究的，并不是澳大利亚官方，反而是澳大利亚的民间知识分子。

1962年，被称为“澳洲研究墨尔本massacre第一人”的澳大利亚知名历史学家、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克里斯蒂安·G）撰写的《日寇在墨尔本的massacre》书稿完成。

这本书不仅是澳洲在二战后有关墨尔本massacre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其开创性的基础研究更是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鹅，在澳大利亚当时的political环境下，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说法被澳大利亚ZF认为“很不妥当”^[4]，因此一直都无法公开出版。

直到整整16年后（1979年3月），该书才从油印本变成白皮书，但却仅仅只限于“内部出版”。

这也意味着，对于澳大利亚的广大民众来说，不仅看不到这本书、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于是，在这种充满了special color的“历史的禁区”之下，原本清晰的历史事件和资料证据就变成了“飘散在风中”。

甚至，墨尔本当地的许多历史见证者也都相继去世，而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和证据。

很明显，这时的问题早已不是“反复证明”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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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澳大利亚有关墨尔本massacre的官方记述和资料都很少。

而真正让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的，却并不是澳洲国家党的官方宣传，反而是澳洲民间从未忘记这段惨案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口耳相传和诉说。

用墨尔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凯尔·J·盛鸿的话说就是：

可以说我一直都在墨尔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却从来不讲墨尔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澳大利亚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我在大学时代接触到关于澳大利亚工党抗战的评价都是“一溃千里”、“望风而逃”、“降将如毛”。

那么，。。。。。

由于涉及highly sensitive内容，【此处删除3990字】

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因为厌恶他们妨碍了自己的权威；而且僭主还喜欢外邦人甚于喜欢本邦公民，并与外邦人频频共餐、终日相伴，因为后者是他的敌人，而前者则对他毫无敌意。

楼下保安则说，我好像记得有首网红歌是这么唱的：曾经最值得我炫耀的那个你，现在连你的名字我提都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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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节选自《红龙》，所有sensitive内容均已删除，感兴趣的童鞋可以在new base^[5]中查看未删减版原稿。

参考

1. ^2004年11月9日，患有严重抑郁症的张纯如在自己的汽车里举枪自杀。
2. ^其1968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祖籍江苏淮安
3. ^并不是为了反日，而是为了反美和反澳大利亚工党。
4. ^甚至在今天看来都很难过审。
5. ^通过WX（naibaodedashu）加入。

因为你只看过中文版的资料，在英文资料里。南京大屠杀称为nanjing massacre 亚美尼亚大屠杀称为Armenian genocide，犹太人大屠杀称为The Holocaust。这三个词的含义有什么区别吗

Massacre含义:an act of killing a lot of people含义一是一种滥杀的行为

a bad defeat, especially in sport也可以用作体育大比分惨败

Genocide含义:the crime of intentionally destroying part or all of a national, ethnic, racial, or religious group, by killing people or by other methods 种族灭绝罪的标准定义

The Holocaust含义:the killing of millions of Jews and others by the Nazis before 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专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

英文世界本身就对这三件事所使用的词都完全不同的，为大屠杀分化了不同的情形及严重程度。在中文语境当中都称为大屠杀在，在汉语的理解中情形和严重程度都是一致了。

在国人眼中都是大屠杀凭什么你们忽略南京，而在西方人眼中，这些事最可怕严重还是犹太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可能只能往后排。

这正好印证了维特根斯坦的论断，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正是因为使用的语言对事件描述的不同造成了双方对世界认知图景的差异

这正是这个世界的可悲之处。

就在今天，我在知乎上读到一个问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哪些啊？

下面的一篇回答，其中呼吁近代史研究和国际接轨，其中的南京大屠杀中，作者写道：

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日本有很多人、很多历史学家都是非常关心的，想研究事实真相。可是南京事件已政治化、感情化的今日，共同研究的场所也充满杀气，像一个追究对方犯罪责任的控诉法庭。“30万（死难者）”，也成为了一个国家钦定的条件、不可触动的符号。对有诚意的研究者都如此，怎么能去国际接轨？
所以国际接轨的研究中，应该冷静地发掘资料，公平地记录事实。事实搞清以后，进行历史评价时，再提出自己的观点、见解。立场会有不同，但能本着唯一的事实真相进行交流探讨的话，也不会出现大分歧。从中国人的立场讲，日本是侵略者，所以所有南京死难者数字（包括战斗死亡），都属于大屠杀范畴和对象；而国外的研究者，往往会从国际法的角度，仅仅计算被杀害的俘虏、伤兵、平民。目的是调查战争犯罪。这就是立场的不同，若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的话，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立场要宽容，但必须以尊重事实为前提。

你看看，南京大屠杀人数的争议在中国被政治化，而国外学者，其实就是日本人吧，他们的质疑要“宽容”。这是和国际接轨。

也是在同一天，我在腾讯上看到一篇文章，

文中对犹太大屠杀数字的质疑，是这样写的：

根据德国刑法第130条第三款明确显示，禁止在公开场合淡化或否认德国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行为。
关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是迄今为止研究最透彻，记录最详细的历史性事件之一。即使如此，仍然有人在努力地重新评估、重新解释和改写历史。

作者称呼对奥斯维辛的质疑为：“奥斯威辛的谎言”。作者认为，这种谎言：“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也被用于政治上。例如，它被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用来作为否认以色列生存权的论据。”

你瞧瞧：在中国肯定南京大屠杀被中国政府政治化，而质疑的人是“有诚意的（日本）研究者”，质疑的性质则是发现和还原真相的学术自由；

而在西方，对奥斯维辛的坚持是学术定论，而质疑的人，是“历史修正主义者”，只配“被贴上 ‘报告’或‘专家意见’的标签刊登在伪科学杂志上。”质疑的性质，“决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对实际政治目标的追求。”

这要不是双重标准，什么是双重标准？

我在另外几个问题中说过，二战过后人类进步了，就在于反法西斯国家组织了人类历史上首次针对战犯的审判，对发生在二战中的反人类行为予以否定。

但是这种进步依旧是不彻底的，二战以来，这种对待受害者的双重和多种标准，才是反种族主义不彻底的表现，才是二战后种族屠杀能够继续上演的根源所在。

南京大屠杀相比犹太大屠杀，遇到的最大问题甚至不是否认，不是怀疑，而是冷漠。

有人否认和怀疑，至少还引发讨论，而冷漠就是不关注，不想了解，认为讨论这事没有意义。

近期看戴锦华的一个谈话，她说和欧美学者讨论南京大屠杀，能清晰感到对于欧美学者，“战争、生命、人是分等级的，你亚洲人不够格，南京大屠杀不可能形成犹太大屠杀那样的伤痛。”

欧美学者会以非常学术和理论化的语言表达：“南京大屠杀不等于犹太大屠杀，犹太大屠杀是在现代化逻辑中使用现代手段制造出来的，南京大屠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是传统的烧杀抢掠，它不特殊，不值得书写。”

戴锦华说的正是西方的现实：欧美学术界对犹太大屠杀的关注，远超南京大屠杀。细究起来，其中有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甚至隐含种族主义意识对特定灾难的选择性重视和无视。

然而，我说的重点不仅如此。

近几十年对犹太大屠杀深入反思，促使犹太大屠杀成为当世显学的推手，不乏齐格蒙特·鲍曼、汉娜·阿伦特等深具洞察力和国际视野的思想家，说他们全是西方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未免太过简单的归因。

我不想重复西方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指责，在此我想说的是：在欧美学者“学术思考”背后，对两种屠杀厚此薄彼的看待，本身就具有深层的文化原因。

自上世纪的一战之后，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就逐渐加速，而犹太大屠杀，正为这种反思提供了最集中有力的素材和样板。

在犹太大屠杀，执行屠杀的党卫军首领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具备深厚艺术修养，这说明虽然“知识就是力量”，但现代化的教育、知识无法阻止人性的泯灭；犹太大屠杀，屠杀过程严谨周密、有条不紊，从登记、剥夺到集中、毁灭，如企业般运作高效，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以现代化管理手段制造的骇人屠杀事件。

和以往屠杀血溅四地不同，奥斯维辛的屠杀设备很现代很科学，活人送入毒气室，死人送入烧尸房，现代人享受文明进步成果的同时，同时承受“文明”的被杀方式。

在传统的屠杀场景，杀人者独立完整操作杀人过程，直接面对杀人的后果，承担这种后果对于视觉和内心的冲击。但在犹太大屠杀，这些要素被现代化流水分工代替，杀人者不需操作整个屠杀过程，只要负责其中某个环节，或登记信息，或通知安排集中，或维持排队秩序、劳动纪律，或督促对方平静有序走入毒气室。

在这种杀人流水作业，参与者往往不觉得自己是屠杀者，只觉得自己就像现代工厂的操作员，他们会说：“我没有杀人，我只不过奉命按下了电门开关，我甚至连死人都没见过。”或者说“我只负责搬运焚烧那些尸体，当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就已经是死人”。

机械秩序和工具理性分摊了人性之恶，屏蔽了眼见为实的残忍血腥，每个人对作恶都不再难以接受，每个人对恶的责任承担都感到无辜，他们觉得身为普通的个体，在这个时候除了服从体系没有其他选择，他们没有做错什么，“我能怎样？我要一日三餐，也要养家糊口。”

以上，就是西方学界对犹太大屠杀的研究和思考，也是欧美学者更加关注犹太大屠杀原因，是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它不特殊不值得书写”的依据和根源。

对于这样的依据和根源，我原本是相当理解和接受的，毕竟站在学术和理论的角度，犹太大屠杀似乎更复杂更深刻，更值得研究和关注，如果这种研究和关注未来能够避免相似的屠杀，也很有意义。

直到这几年，出现了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我才对这种西方现代的“学术潮流”、这种选择性关注和研究产生了质疑。因为在加沙发生的种族灭绝，并不是奥斯维辛式充溢现代性要素的屠杀方式，而是更接近于传统意义的屠杀方式。

首先，以色列毁灭加沙的设备不是毒气室之类的工业化设备，而是轰炸机、航空炸弹、火炮、导弹、装甲车、自爆车等战争武器，比如，2025年8月以色列就空投一枚MK-82炸弹，造成一所咖啡馆内的40人死亡。

其次，对加沙平民的屠杀，也不是像奥斯维辛那样的流程分解、周密分工的流水作业，而是几乎每次杀戮的背后都有具体的关键执行者，比如，如果是飞机轰炸，那么飞到加沙上空投下航弹的那个人，就是主要的责任人。

第三，更重要的是，在加沙发生的种族灭绝，现代化手段没有将屠杀者和屠杀对象彻底分离，让屠杀者看不到被屠杀者的惨相，而是恰恰相反，由于互联网、手机、传媒的存在，拉近了远程武器操纵者与杀戮现场的距离。

相比过去的热武器战争，屠杀者更容易通过网络，感受自己对平民造成的伤亡惨况。当然，他们一般看不到自己所杀戮的某个具体人，只能感受某个阶段或某次轰炸的整体结果，但作为战争参与者，他们不难由这些场景推导自身行动带来的后果。

也就是说，虽然欧美学者、思想家们对犹太大屠杀翻来覆去的研究，但是当今对平民的屠杀不仅没有消除，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向犹太大屠杀那种现代化、工厂化的屠杀方式，而是延续了自有热兵器以来相对传统的屠杀方式。

而且由于通信传媒手段的发展，战场之外的人相比过去的南京大屠杀，可以更加直接、即时感受战场所带来的平民伤亡，无数的人通过网络高清看到加沙儿童坐在满目疮痍的废墟前哭泣，不用像南京大屠杀，依靠费劲周折传送出来的模糊不清的照片，走近屠杀现场。

然而，所有这些——包括惨烈的屠杀现场、即时透明的视像传播——都没有使以色列对加沙人民就怀有恻隐之心。现代文明的进步，种种对于人性和现代性的反思，以致沸沸扬扬的国际组织和民众的谴责，都不能阻挡航弹导弹从加沙的上空坠下。

如此现实，真让西方学界对于犹太大屠杀的各种现代性思考具有反讽意味。

欧美学者原本认为“犹太大屠杀是在现代化逻辑中使用现代手段制造出来的，南京大屠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然而，至今已经造成六万多平民死亡的加沙杀戮告诉我们：在当今世界，屠杀平民根本就用不着什么现代化逻辑和手段，它就是可以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简单直接，一点技术含量没有，纯粹恃强凌弱，不讲人性，甚至对外界比以往屠杀更透明，更有恃无恐。

这让人觉得一定是西方学者、思想家看待屠杀的态度和方式出现了问题。

西方文化是一种讲求理性、逻辑和因果关系的文化，相信事物表象背后隐含本质内在的规律和原则，只有穿透表象才能发现这些规律和原则，事物和事物之间、事物内部各部分之间具有因果关联，只要剥丝抽茧、分析拆解，就可以确立它们的关系。人类只要掌握事物的规律和因果，就可以改造和创造世界。这些思想理念，是包括科学在内的西方学术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在现代启蒙之前，人类之上尚有上帝，创造世界的荣光归于上帝，人类认识和影响世界的能力是有限的，人性的效用受到神性的制约，人类对世界或上帝保持基本的敬畏之心，不因为了解逻辑、规律和因果就自以为掌握整个世界。

但现代性启蒙之后，人的地位不断上升，“上帝死了”，人类成为了新的上帝，他们相信已经掌握工具理性的自己，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将无往而不利。他们重视科学和技术，重视现代化的体系管理与分工，个体的人从而成为体系化机器的零件，服务于整体目标，判断他们的运行和服务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实现目标的效果。

欧美学者对于犹太大屠杀的关注和讨论，正是基于对这类现代思潮的批判和质疑，他们不断反思，力图指明一点：现代化的工业手段，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将产生泯灭个体人性的结果，丧失独立的自我感知、分析和判断，这是人性在现代社会的技术性击倒。

然而，欧美学者这些思考方式和研究角度，本身又是现代性的产物，没有脱离他们所反思的现代性的窠臼。当他们站在这个视角，将犹太大屠杀而非南京大屠杀作为作为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就已经将屠杀置于一种理性化、学术式的冷漠中，将曾经鲜活如今却因杀戮而失去的生命，放于一台逻辑精细、主题宏大的形而上天平之上。

这种以思考代替情感、以理性代替人性、以抽象分析代替直觉触动的审视方式，表面看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和不满，但它自身又是伴随现代性启蒙而来的学术路径，如果寻根问源更可直溯西方文化的传统和本质。“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这种反思很难真正完成现代性和西方文化的视角超越，反而显现用具有现代性弊端的手术刀解剖现代性弊端的悖谬。

相对西方文化的理性、逻辑，中国文化更关注道德、情感，人不是西方文化那种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而是自身情感的延伸和推及，是人同此心的融合和共情。

比如，对于什么是中国道德的“仁”，孔子回答“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回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指向都是人自身，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因为爱自己，爱身边的人，于是将这种爱推及更多的人。

中国文化少有西方那种冷静复杂的逻辑思辨，更多是源自人的本能，源自直觉的的触动和反应。“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仁就是这样的恻隐之心，是本能的反应，看见小孩掉到井里就想救，就像见到可怕的事物就躲避那么自然。

在中国人的眼中，思想和实践是一体的，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可将知和行看作分离的两面。欧美学者对犹太大屠杀的研究和反思，是追求知，但另一方面认为南京大屠杀无关紧要，不值得书写，则是为了知忽视现实。这种忽视在中国文化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文化认为看到屠杀就应自然而然产生愤怒和厌弃，这种反应和知是一体的，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知。

中国人无论看到南京大屠杀、犹太大屠杀，还有加沙大屠杀，都会产生本能的悲悯，悲悯的程度很多时候只和现实的惨烈相关，被刺刀穿透的孕妇可能比在毒气室毒死的壮汉值得同情，坐在废墟前哭泣的儿童可能比仓皇逃亡的青年值得同情，这种同情是人性的本能，中国文化可能没那么注重现象背后具有多少现代性盲目或个体迷失的学术思考，更强调生而为人的情感和直觉。

不同文化对于相同的事物，会有不同角度的感受和思考。只有深入到这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说中国人是善良、爱好和平的，而西方虽有科学和理性，却难以阻止一次次屠杀发生。

我不是纯粹的中国中心主义者，不是中国传统、中国文化排他性的迷恋者和信奉者，但我怀疑用任何单一的文化——无论它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就能想清楚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更别说解决它。我有时批判那些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所谓公知或学者，主要是因为我相信不同文化的交相融合、取长补短、纠缠并行，相信现实的发生具有偶然性，而通往未来的路具有难以确定的各种可能。

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永远的创伤，不仅有数十万平民被屠杀，还有大量妇女被强奸，这是反人类罪行，铁证如山，不容任何抵赖！

对于境外势力与公知恨国党而言，直接要否定南京大屠杀是很难的，但是却可以把舆论从反人类罪行引导到对具体数字的争论，先把水搅浑——你说有30万人被屠杀，那你把这30万人有名有姓地列举出来啊！

列举不出来就是数字有问题，既然数字都在“造假”，那么南京是否发生大屠杀事件是不是也值得怀疑？

这就是典型的切香肠策略，一点点切，一点点渗透，一点点洗脑，最后彻底把南京大屠杀翻案。

为什么某些人挖空心思也要将南京大屠杀翻案？

将既定的历史翻案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侵蚀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武器，目的就是颠覆人们对这个国家乃至基本政治制度的信仰，从而摧毁这个国家的凝聚力。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下面就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这里引用一段权威描述。

“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

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亲手打开历史虚无主义“潘多拉魔盒”的就是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一经掌权，便多次对“重新评价”苏共和苏联历史公开表态，“苏联社会不应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要敢于突破苏联历史中的“禁区”，不要掩饰历史中的错误和困难，甚至声称，“苏联自1929年以来的经验全部是错误的”，“苏联的经验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怀疑的，应该予以否定或纠正。”

在他的号召下，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愈加混乱，历史虚无主义把攻击的矛头瞄准马克思主义，大批马克思的“错误”，声称要将马克思主义赶出俄国。

在戈尔巴乔夫纵容之下，各种丑化苏联历史的电影走进了影院，种种关于苏共和苏联历史的言论、著述泥沙俱下，让人无所适从，一些所谓“历史档案”更是趁机夹带私货。

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门做出决定，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并取消学校的历史考试，直至供学校使用的新的更真实的苏联历史课本编写出来之后才恢复。

在苏联解体前期，大量丑化苏共、污蔑领袖人物、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脱缰野马充斥苏联媒体，一些媒体还以造谣诽谤、荒诞无稽的手段吸引读者的眼球，造成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普遍不满，苏联人民逐渐失去了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最大的恶果就是搞乱了人心，人心乱了，再强大的组织也会顷刻土崩瓦解。

1991年“八一九事件”，叶利钦振臂一呼，竟然天下响应，表面上手握党政军警大权的紧急委员会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不但军队纷纷倒戈，连克格勃，最精锐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也拒绝服从命令。

叶利钦站在军车上发表演讲（来源：中国新闻网）

一夜之间，红旗落地，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什么？

是经济崩溃，是人口锐减500万，是国家与民族在苦海里整整沉沦了10年之久。

教训深刻啊！

接下来就是伊朗例子。

2020年1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苏莱曼尼将军在访问伊拉克时，被美军无人机的三枚导弹炸得尸骨无存。

2020年11月，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又在首都德黑兰东部的阿布萨德镇被人当街用遥控机枪成功暗杀。

最憋屈的是，这么个伊朗国宝级专家居然在本国的首都附近被敌对势力用安放在废旧汽车上的遥控机枪乱枪打死，凶手却得以全身而退，到现在都弄不清是谁干的。

法赫里扎德被暗杀现场（来源：新浪网）

你能想象假如中国某个重量级院士在北京被CIA当街杀害吗？

要做到这样的程度，起码得精心策划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彻底摸清目标的行动规律和路线，可这些信息都属于国家高级机密。

这只能说明伊朗内部被美国和以色列渗透得像筛子一样。

最近十几年，伊朗核物理人才遭遇了7次暗杀，其中仅有1人生还，其余全部遇难。

法赫里扎德遇难没几天，即11月29日晚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附近的加伊姆地区，伊朗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斯林·沙赫丹又遭无人机导弹点名，将他和三名随从炸成肉泥。

为啥美国、以色列能够实现对伊朗无孔不入的渗透？

因为意识形态领域这个看不见的阵地已经牢牢被伊朗国内公知带路党所掌握（具体原因很复杂，这里就不展开了）。

伊朗国内公知、内奸之多，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苏莱曼尼被暗杀之后，甚至有大批所谓的“抗议”群众专门绕开官方铺设的美以巨幅国旗，以表示他们是向往美式“民主自由”；

法赫里扎德在首都德黑兰被暗杀，竟然有人在伊朗首都街头公开挂出标语：感谢以色列摩萨德！

可能你觉得苏联与伊朗的例子离我们很遥远，那我就来举一个国内的案例。

1996年台海危机，大陆与台湾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但是对岸的李登辉公开言论却表现得有恃无恐，对大陆军事动向与意图了若指掌。

这就使得我方高层怀疑内部出了内奸，而我国在美国与台湾的情报人员也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显示，我军高层确实有内奸泄密。

由于情报泄密，台海危机中我军大规模军演只能草草收场。一直到1999年，我军内部的内奸才被国家安全部门揪出来，从少将到大校整整挖出来二十几人啊！

为什么我军内部曾经出现如此多的内鬼？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80年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可是敢于公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直言不讳要全面复制西方那套制度。

在这种思想的渗透下，军方出现内鬼也就毫不奇怪了。

更近一点也就是10几年前，在网络平台上公知呼风唤雨，带路党无处不在。这几年随着国家整治网络，网络风气才慢慢逆转，但是公知恨国党依然存在，一遇到重大事件，他们立刻跳出来各种带节奏。

2018年中美贸易战，当时亡国论就甚嚣尘上；2020年新冠疫情，方方就迫不及待写武汉日记；宋庚一事件，公知文人更是抱团为之洗地。

种种行为皆是如出一辙。

这从来都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

1950年建国初期，民盟高级知识分子张东荪，就曾经向美国泄露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具体时间，如果不是麦克阿瑟狂妄自大，差点就让志愿军付出惨重的代价！

而这个张东荪是美国间谍吗？

不是！

那么张东荪为什么会主动向美国泄露如此重要的情报？

说起来有点搞笑，张东荪认为中国出兵朝鲜惹怒了美国一定会亡国，所以提前将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泄露给美国，这就是提前向美国“示好”，幻想通过个人关系阻止美军侵略中国。

明明是严重叛国行为，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却坚持认为这是老成谋国的“爱国”行为。

知识分子别说立场出问题，就算是思想出了问题，同样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

今年日本外务省旗下“国际交流基金会”发布了一份业务成果评价，这在中国互联网瞬间掀起轩然大波。

这份报告上写着，2008年至2016年期间，共有144人（73名个人和71名团体成员）被邀请赴日参观考察项目。

获得日方好评的包括：国内若干影响力媒体专栏评论员、南开大学副教授熊某云、“天才少女”作家蒋某舟、记者段某庆、经济记者马某川……

于是有网友根据日方好评描述进行查找，发现了这些受邀者所撰写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包括何某《日本法官为什么从不腐败》、熊某云《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段某庆《日本为什么那么干净》、马某川《我为什么如此关注日本》……全是一水的对日本进行360度无死角的吹捧！

可能你平时看到的这些文章以为只是一个学者名人的个人看法，其实背后的水深不可测，这就是不动声色地通过国内的名人影响公众看法，进而实现对舆论场的操控！

正是在这些名人文章影响下，中国才会出现一大批精日人群，很多精日人群还是90后00后的年轻人。

这还是日本披露的有限信息，而美国每年都要拨款高达数亿美元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全面的渗透。

屁股歪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未来中美博弈会越来越激烈，这些潜伏在各行各业的有着各种光鲜头衔的人群会不会成为内奸带路党？会不会给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

细思极恐！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决与公知斗争，特别是对于教育系统的公知更是应该有一个算一个，把这群害人之马彻底从教育系统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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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日本教科书上面写了，但是我逛日版知乎(qoura)的时候，发现很多日本网民根本不承认日军的暴行，认为都是没有事情。

比如这个慰安妇是中国人的反日宣传，日军是世界上军纪最严的军队，如果对普通老百姓有不妥当的行为，会在军事法庭上被严厉处罚的。

还有对于侵华的态度，有个问题问对于中日战争中日本的侵略行为，大家怎么看？里面的最高赞说，下回不会失败了，敬请期待。

我就不懂了，为啥知乎上面说日本人承认南京大屠杀，可为什么我上日本那边的论坛看，很多人连侵华都不承认，更不承认对中国老百姓的暴行，我从没见过有哪个日本网民承认南京大屠杀的。

还有这种日军屠杀中国人，没有的事儿，战争中出现战死的人而已。这些回答在问题下都算高赞了，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日本民众对侵华战争的看法吧。

还有这种日本没去侵略中国的诡辩，逻辑就是当时中国已经被英国侵略了，日本只是分了英国的一杯羹而已。

这是19号最新给我推荐的中日问题，这个是问中日战争中被日本兵强奸而产生的中日混血儿，后来都怎么样了？对于这种问题，我都不需要点开，我都知道最高赞一定是不承认日本在侵华期间有任何强奸行为，否定因为强奸而产生的中日混血儿。

点开以后果然，最高赞一开始就否定了这类中日混血儿的存在，理由是日军对于在战场上违法纪律这种事儿非常敏感，没有的事儿。

不需要证明什么，日本人自己的教科书里就写着呢。

你不是说quroa主流民意是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吗？我就去看了一下以南京虐杀为关键词搜索。结果跟你的结论不太一样啊！

这个日本人说天皇弟弟看到了南京大屠杀，他觉得日本军用活人练刺刀太过分了，不知道士官学校里都教了些什么。162赞是不是代表日本主流民意？

这个日本人说日本政府道歉不够有力，道歉这个词在日语里太模糊了。需要用国际惯例的词语表达。在正式道歉之后平等待人，结束争执。

这个日本人去过南京，他南京同事的奶奶在大屠杀中被害。所以他认为要清醒的认识这件事，并且保证不会再发生。150赞，带不代表日本人的主流民意？

问题问得不好，这两者其实都不需要证明什么，尸体和集中营已经足够说明一切。

在法西斯占领中被屠杀的任何人，都应该被铭记，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犹太人，还是苏联人，法国人，英国及英联邦人，美国人，波兰人，吉普赛人，埃塞俄比亚人，利比亚人等等，在法西斯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屠杀面前，没有人应该失去生命。

至于有人（我不说是谁）试图在这里说什么只有二十万尸体，所以三十万数字不准确，本质上是以“数字的不正确”来削弱“事实认证的权威性”，是在给“国难是国人的主观认定”站台，想干什么，一目了然。

如果你一定要问，如何证明三十万？

那好吧，这是个已经被证明的东西，我只需要充当一回搬运工，不用再多说什么。

抗战胜利后，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机构，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专项调查，为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提供了大量证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提交给南京法庭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共有2784件调查结文，其中，中华门一带约占三分之一，有十余万人被害。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其中，仅发生在中华门区域的就有378案，占零散屠杀案的43%。3月10日，南京法庭对谷寿夫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明确指出：“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虏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人。此外，零散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看见了吗？判决书写的清清楚楚。

向井敏明、野田毅一案的判决书里面，也提及屠杀遇害者有30余万人：被俘军民遭集体杀戮及毁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15万人以上，均为该确定判决根据确切证据所认定之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判决，南京法庭不仅判定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为“三十万人以上”或“三十余万人”，还明确指出“三十余万人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十九万人”和“零散屠杀十五万余人”构成。法官考虑到战场客观条件和事实认定的难度，没有简单地把19万和15万相加，而是留有一定的余地，即 “30万”既是约数，也是确数。所谓约数，是指死难者超过30万人。所谓确数，是指不少于30万死难者，或者说“30万”是下限的数字。此外，判决提到的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者、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辅助信息，也印证了认定结果的准确性。
东京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判决，虽然没有直接将遇难人数认定为30万，但指出“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

是不是觉得二十万更可信？错了！

“二十万人以上”究竟是多少? 该法庭没有作出明确判定，但这个开放性的结论至少说明，东京法庭亦认定20万仅为遇难者人数下限，而非上限。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二十万人以上”的结论尚未计入“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
综上所述 ，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人数，南京法庭直接判定为30余万，东京法庭虽然判定“二十万人以上”，但考虑到“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未计算在内，可以说两个法庭认定的死难者数字基本相近。
此外，30万死难者，仅是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恶之一，并非唯一罪行。
为期六周的暴行中，除屠戮无辜军民外，日军在南京内外发动的掠夺、奸淫和焚烧破坏等罪行同样是大屠杀的一部分。东京法庭的判决书中指出：日军“在占领后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约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南京法庭在判决书中也明确判定：“查被告在作战期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产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
因此，对于认定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而言，“遇难者30万”，不仅是遇难人数的底限，更是判定侵略者暴行、捍卫民族历史尊严的底限，不容任何形式的质疑和挑战。

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引用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号。

实话说啊，不是我们要反复证明，而是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翻来覆去。

自己搜一下内网，有条件再去找一下外网，整体汇总后大概就能明白，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我们对那段历史的官方态度是什么，对宣传那段历史、弘扬对日本仇恨的人做了什么，然后最近十几年我们的口风又开始转变180%，又开始鼓励民间仇恨。

从民族意识来看，十世之仇犹可报，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但不能说官府需要你仇恨，你就仇恨，官府需要你顾全大局，你就顾全大局，那你的言行就跟对南京大屠杀或者日本侵华的仇恨毫无关系，只是官府的一个态度传话筒而已。

如果一个群体没点自己的坚持，对重大事件的态度全看上峰眼色，那别的群体自然在没有失忆的情况下明白它搞得是功利主义那一套，你今天证明了，明天又不敢于证明，后天提反日都是路线错误，大后天又变成与日本不共戴天，那就别让其他群体认可你，可你又那么在乎。

犹太人对纳粹的态度一直没变，你说偏激也好、执着也罢，大家知道作为民族主体，它就是这么个做事方法，不会今天抓内部纳粹分子，明天跟德国讲1940年的历史是过往的伤痛要往前看，后天又开始鼓励民间认为德国历史补偿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