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允：炼狱篇.上篇

┃Personal History

© 张中允／文

一

　　1949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淮海战役的结果，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终结，共产党成为大陆的统治者，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留美学生中出现了一种比较简陋的油印的地下刊物——《留美学生通讯》，鼓吹拥共倒蒋，解放台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开始在留美学生中流传。特别是党中央发出的“欢迎留学生归国服务”的号召，不胫而走，一下子就在留学生中传开，这立刻在我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迫使我对去留问题进行反复的思考。
　　我本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参加国民党政府第二批警政人员留学考试并被录取的，于同年10月首途赴美。在首批留美同学梅可望的帮助下，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到达了西海岸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原定学习期限两年。四八年初，我的警政学士学位到手了，限期也届满了，本应立即奉召回国，但由于我对内战一直持反对态度，此时国共双方鏖战方酣，我更不愿卷入战争漩涡，决心留美深造。而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压力日益加大，声称如不回国立即吊销护照、停止公费；几经周折，护照保住了，公费却停止了。
　　不过，这难不住我们愿意留下来的同学，我们依靠申请奖学金、打工等手段，完全可以无限期地生活下去。而且就在这时候，我做了一件天真但很有意义的事。这就是在我和我的老师、当时任北平行辕秘书长的肖一山先生通信中，建议他说服李宗仁，策动停止内战，组织联合政府，着手建设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遗憾的是他对当时局势的严重性并无清醒的认识。他在覆信中说：“共产党已成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我的建议也就成了我青年时代一场天真的幻梦。
　　警政系学士学位文凭到手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政治”，继续深造。因为目标明确，功课很忙，时间过的特别快，到了五〇年，政治系硕士学位又到手了。为了掉换一个环境，我申请到邻近的俄勒岗州立大学读博士学位。但就在这时，共产党“欢迎留学生归国服务”的号召在中国留学生这一潭宁静的水中，顿时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这样的形势，我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从当时看，台湾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说不定很快就会被共产党吃掉，那里是绝对不能去的。留下来吧，生活倒不成问题，但自己是研究警政和政治的，在美国很难参加实际工作，只能从事学术研究，长期寄人篱下，埋首书丛，前途是一片渺茫，看不到一点曙光。何况自己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父母健在，女朋友又在国内，自己总该有个家呀！俗话说：“人是故乡亲，月是故乡明”，中国大陆，这块美丽辽阔的地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才是我的归宿，迟早都是要回去的，此时党和政府正在殷切地召唤，不正是回国的好时机吗？如今内战已经结束，国家已经统一，建设即可开始。作为一名留学生，是我应该对人民作一点贡献的时候了。想到这里，我心中那座摇晃不定的天秤；立即偏向“回国”一边。
　　可是刚一这么想，一阵阵冷风却从台湾和美国方面的师友吹来。“你不是国民党政府送出来的吗？现在要回到共产党中国，岂不是对国民党的背叛！”面对这样的指责，我一时困惑莫解，也曾使我面红耳赤。但在一番思考之后，我终于冲破了迷雾。我认为国民党之所以最终覆灭，是由于它在八年抗战之后，发动了一场不义的内战，对此我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我出国学习的费用，说到底是人民的血汗，只要有机会，我应该回馈人民。一个疙瘩解开了，另一重顾虑又在面前展开。一位知心朋友向我提出质疑：“听说你曾经担任过三年的县警察局长，这在当时是一个反共的职务，你认为你现在回去，共产党能宽容你吗？”对此，我倒觉得十分坦然。我说：“我在三台任职三年，两袖清风。为了应付一些必要的公费开支，局里确实留有七名警士缺额，但都经过县长同意并备案的。我的父亲曾到三台游览，回程前，办了三桌酒席，慰劳局中职员，席桌费都是他老人家自己掏腰包，局里未补贴分文。至于对待共产党么，我的态度一直是开明的。三台是当时川西北的一个重镇，东北大学就迁到这里。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三台县曾奉令成立“特委会”，除了省党部派了一位姓夏的任专职秘书外，其余主任、副主任、行动、宣传、审讯等组长均由县党部书记长，县长、以及县府有关科长和警察局长兼任。当提到我担任行动组长时，我立即公开在会上谢绝，这是有案可查的。一天，夏某来局声称，执行任务，要求派警协助，我确实派了四名警士给他，但在党部书记长等人借地审讯李文全时，我只应邀派了一名姓段的科员作笔录，我本人却借故溜走了。有一回，训练员王益滨向我报告，说是有地下共产党人谭某等“在谈天茶馆开会”，我只是叫他继续留意，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我为什么能够采取这种比较超然的态度呢？原因是在我的思想深处认为：既然国共两党发表声明联合抗日，就应该推诚相见，和衷共济；而不应该互相猜忌，制造摩擦。由于我的态度暧昧，所以后来在三台成立“清共委员会”时（这个组织还是法院审讯时透露出来我才知道的），就把我视同异己，对我实行封锁。东北大学是川西北最高学府，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流亡学生。那里的党派活动我从未过问过。为了照顾两位流亡学生，使他们有份工资，我曾聘请其中一位有军校学历的曹广文（后名曾韵波，现寓成都），担任局警的训练工作。此人对我的政治态度，可谓了若指掌。因为有这类事实作依据，我确信，我会得到共产党的谅解。于是我就依照规定，填具简历和几位愿意回大陆的中国同学，通过香港中文大学曹日昌教授这个渠道，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进行联系，并经政务院批准，接着又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这个国际组织解决了回国的交通问题。
　　1950年8月下旬我和100多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先后从美国各地汇集旧金山。10月乘轮东归。

二

　　10月初登船，沿岸驶行，转至洛杉矾上货，使我们有幸游览了该市的唐人街和世界电影名城——好莱坞。然后经夏威夷、马尼拉、日本、香港进入国门。除香港外，每经一地，都有一至三日的参观和休息。进入深圳，我们就受到了广东省政府的热烈欢迎。在广州稍事休整，即兵分三路，一路去南京、上海；一路奔重庆、成都；一路经武汉至北京，这路人马最多，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到了北京，住教育部招待所。学习座谈之余，组织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以及八达岭长城、明十三陵等名胜古迹，让我们体会一下我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算是上第一课——爱国主义教育课吧！这期间，一部分学自然科学的陆续被各大学接走；大部分学社会科学的或被认为有问题的，经政务院批示，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
　　毫无疑问，华北革大是当时国内级别最高，政治色彩最浓的特殊学校，分党校，行政学院和政治研究院三部分。我们此时进的是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主要由国内大学教授，民主党派中高层人士和海外使领馆起义人员以及归国学者专家组成。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行政法著者范扬、前北京市长何思源以及著名电影演员田华女士均是本期学员。当时公开标榜的叫做“思想改造”，说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而知识分子则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因为知识分子是“附在资产阶级身上的一张皮”，本质是反动的，所以必须“换脑筋”，才能向“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靠拢。总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好象命中已经注定，就该接受人家的“改造”。学习时间一年。共产党的王牌学者都被请了出来授课。艾思奇讲社会发展史。胡绳讲新民主主义论。有时也请政府高官作报告。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公安部长罗瑞卿来校交待政策。联合国大会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作了相关问题的演讲。抗美援朝，我们也参加游行行列，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听魏巍讲“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汇报。遇有重大庆典时，也可以听到袁世海，叶少春等名家的唱段。
　　一年的学习，其主要精神不外四点：一、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蒋介石—国民党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二、参加学习诸君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不是帮凶，也是帮闲，因而思想是反动的，身上沾染着资产阶级的肮脏臭气，具有不同程度的罪恶，不改造是不行的；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希望”。四、毛泽东—共产党是一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因为这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所以也办刊物，办墙报。但只有把旧社会揭露得愈彻底，把自己骂的愈痛快的稿件，才有希望被采用发表。我也投过稿，但都因认识不深，批判不力而落选。
　　五一年上半年学习气氛还比较宽松，所以暑假天，我还有雅兴买了颐和园的长票，不时同一位新结识的女友到那里去散步谈天，这恐怕是我回国后最潇洒的一瞬间吧。到了下半年情况逐渐变得阴暗起来，个别积极分子，已奉命搜集、整理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人的发言，这预示着一场躲也躲不脱的灾祸即将来临。
　　五一年底，思想总结写完，毕业典礼开过，正等待分配工作之际，一场大逮捕行动开始了。他们是在宣读了一份名单后、说是到办公室开会的名义下进行的。到了办公室，尚未完全落座，当然也不必履行什么手续，奉命执行任务的官员一声令下，乌黑发亮的手铐便咔嚓咔嚓地铐在每个与会者的手上，两人一副手铐、并肩列队走上囚车。我无法说清当天被逮捕的有多少人，也记不清囚车有多少辆，但我记的很清楚，我是同一位盟员、原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丁宜中先生铐在一起的。我们那个学习小组，总共12人，被捕的即达5人之多，两位民主人士（丁宜中和李挽澜，）两名留学生（俞元开和我）和一位作家从政的前天津市社会局长胡梦华（胡毕业前即被捕）。几位社会经历复杂的人姑且不论，像俞元开则纯属学生出身，只是因为在中央大学迁渝读书时，性格外向，曾领导过反苏大游行，这就犯下了不赦之罪，就应该成为阶下囚！

三

　　是日下午，这一大队囚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广安门中央公安部看守所，经过搜身检查之后，一个个垂头丧气地走进自己的号房，开始他们漫长的铁窗生涯。
　　“铁窗风味”几个字，在文人的笔下可以一挥而就；在聊天者的嘴上可以脱口而出，他们哪里体会得到这几个字的含义有多么沉重啊！它饱含着折磨、血泪、疾病、恐惧、绝望和死亡。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眨眼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许多事情已经如梦如幻，记忆不清；有些事情却刻印脑底，拂之不去，忆之即来。
　　公安部这座监狱规模很大，水泥建筑，呈放射形，按《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编排巷道；每一条长长的巷道，排列着若干号房，每间号房大约六平方米，靠墙是一架日本榻榻米式的矮床，人挨人要睡六至八个。盖的垫的都是经检查后自己可以带进去使用的。另外可以带两只碗装饭装菜，两套衣服，一个面盆。除睡觉使用的可以放在床上外，其它如牙膏、牙刷、肥皂等物都放在面盆里，一列看齐。另一件公用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带盖的便桶，靠墙角放着。一天六个人的生活学习，都在这斗室里。每个行动都要低头报告，经允许后才能进行。门上有一小方孔加一小布帘，外面有民警来回巡逻，他们可以掀开布帘、查看屋里每个人的活动，而屋里的人却看不见外面的世界。起居饮食都有定时。起床后，按军事管理，整好内务。吃饭常年是高粱、玉米，小米窝窝头。每个礼拜大约可以吃一次白面馒头或大米饭，每半个月可以吃二两肉，平常是素菜。大小便要求很严格；不能有点滴撒在地上，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训斥，认为是有意泄愤。号房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三位数字的号码，我的号码是842，这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有事互相呼号，不能暴露姓名和生活、学习以外的任何情况，这是室规中的重中之重。因此，你如果想知道对方的籍贯，文化程度或从事何种职业，那就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断能力了。其实每个人对自己的事情都愁得不可开交，那还有闲心去管别人的事。何况哪些人可以放在一间号房里，监管人员早就经过缜密考虑的。
　　初入监房的人通常要写交代材料，领来的纸张和交回的数量要相符，即使写废了，也要求一并交上，不能撕掉或存留。交代材料写完以后，上下午都坐在床上参加学习。学习材料便是陈伯达所著《人民公敌蒋介石》。像和尚念经一样，学完一遍又一遍，如果记忆力强，恐怕真可以倒背如流。周末要开一次生活检讨会，由室长主持和记录，各自检讨一周来的违规违纪行为和生活上的缺点。娱乐活动是没有的。除下雨外，每天或隔天下午有半点钟的“放风”时间，大家一个跟一个地在室外院坝里埋头转圈圈，谁也不许吭声，谁也不能东张西望。有几次我瞟眼看见俞元开和另外一位四川老乡、留美归国同学吴寒欤，大家只有心照不宣，知道对方还活在人间，还在这所监狱里。
　　被扣入狱后，我真的三天三夜没有合眼，我说不清我心灵的震动有多大，我只悔恨我当时作出的回国决定是多么的幼稚和无知！难道共产党所宣布的“以礼相待，不咎既往”，就是这样的么？在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之际，我曾以扑灯蛾自喻，赋了一首诗：

　　为觅光明竞扑灯，焦头烂额只自焚，
　　客观真理究何在？翘首问天泪纵横。

　　室内只有那么几个人，拉屎撒尿，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每隔一段时间，所里还要进行一次突击检查。检查人员确实威风凛凛，巨细不遗。他们可以不脱鞋，踏上你的床铺，东翻西抄。我当时带进去一床美国名牌纯毛毯御寒，这东西便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有意识地跳上去，踏上几个鞋底模印。我当时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我想这东西不也是美国工人制造的嘛，你们恨我，恨美国，为什么要在东西上出气！
　　入狱时，正是隆冬时节，转眼又到了五二年的夏天了。北京的气候冬季长，春季短，不冷不热的好天气极为短暂，没过几天就转入炎热的夏日。按照解放军的规矩，五一节发给单衣，可今年发单衣的恩典却使你终生难忘。不管你在未经审理判决以前是否有罪，一律发给黑色囚衣一套，胸前、背后和两膝上都钉着特别显眼的白色大“囚”字。设计者用心何在，是故意羞辱你还是加深你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不知道。
　　五三年初夏的一天下午，监狱管理人员突然一声令下，要各个号房的囚犯列队北向肃立，默哀三分钟。人人心知肚明，这一定是某位“大人物”去见马克思去了，所以才有这样隆重的仪式，连监狱里的犯人也不能幸免。若干年之后，自己才回忆起，原来那天是苏联斯大林逝世的日子，毛主席尚且尊他为导师，全中国的臣民自应如丧考妣地隆重悼念了。
　　八个人住六平方米，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的日子，我不知道是怎样度过的。唯一支撑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是幻想着有一天共产党把问题查清了，还能网开一面，让我工作，使我真的还有机会“为人民服务”。是岁月匆匆还是度日如年，我说不清楚，五四年的夏天又快到了。
　　一天早晨，天还未亮，一位管理人员喊着我的代号，通知我立即起床，打好被包，准备出发。一会儿，他就领我到另外的地方去吃饭。在那里，我遇见了另外两位难友，一位是在政治研究院同期同组学习的李挽澜，另一位是同期而不同组的焦永孚。李挽澜的情况我在“换脑筋”期间就知道得比较清楚。他是四川广安县人，军校学生。解放前，参加了国民党军事学家杨杰先生的起义，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解放之初，任“民革”西康省委。为策动国民党溃散官兵起义，曾经滥发了一些委任状，可是在已经起义的部队中，有的人又再度叛变，上山打游击。就这样，李挽澜也就脱不了“失察”和“纵容”之罪。至于焦永孚，据他悄悄向我们透露，他一直在大学里教外语。军阀割据时期，曾一度出任四川乐山县长，奉刘文辉之命，枪毙过一位共产党人。刘文辉起义当了部长，但他本人却有口难辩了。当天的早餐比平日讲究，上等白面皮外加肉末，调料俱全；管理人员善意地嘱咐我们多吃点，可我心潮澎湃，觉得幻想已经破灭，即使山珍海味，也难下咽。餐毕；起解上路，四名武警押着三名犯人，登上火车，第一站到了汉口警察局看守所，交接完毕，即入号房。这天晚上，我感到已经完全绝望，认为在北京看守所除写过交代材料外，一次也没审讯过；两年半时间不算短了吧，为什么像我这样简单的历史问题都还搞不清楚？难道我的自由，我的青春，我的人格和尊严就那么不值钱，与其被人家长时间的践踏、折磨，我不如自裁了此一生。这个念头一起，我便将被子里的棉花撕碎，塞满口鼻，将衬衫迅速撕成布条，将左右手交叉捆住，最后借助牙齿在中间完成死结，企图以窒息的办法结束生命。谁知最后挣扎时，喘息声太大，惊醒了睡在旁边的李挽澜，他立即报告在室外巡夜的武警，将我救活。从当夜起，他们就加强了对我的监控，并带上背铐，吃饭、解便时才打开。
　　一星期后，他们又乘船将我们交到第二站——重庆警察局。虽然途经三峡，风景雄奇，都与我毫不相干。重庆七日，又将我们押解成都。上路时，只见焦永孚，不见李挽澜，我知道他已被押回他的家乡广安去了。成都监狱里的管理比较宽松，有报看，只要你随身带有现金，还可以买香烟和日常用品，事先登记一下，就有特殊犯人为你服务。从内心说，我真希望这是终点站，我还可以活着等待最后的结果。谁知这点希望又破灭了。没过几天，又要将我送回原籍彰明。这时思想上的波动和初到汉口时毫无二致，寻死的念头又重新升起，车过绵阳时，我想跳车自杀。我借故解便，进厕后，便将门栓反扣，将后窗打开，正欲爬窗向外跳，发觉有人敲门，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急，我犹豫了一下，又无可奈何地去把门打开，让别人进来。一会儿就到了彰明公安局看守所。到达时，正是响午时分。这天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对我特别关照，并没有给我任何“下马威”，而是让我在一张餐桌旁边坐下休息，一会儿又端出像是为所里干部准备的饭菜让我吃。为了使他们宽心，我认真的吃了。
　　彰明看守所的条件当然很差，和旧社会的监狱差不多。一间大屋子要关十几个犯人，地面铺的稻草，稻草上面放着蔑席或草席，屋的一角放着一只有系无盖的大粪桶，犯人的吃喝拉撒都在这里。与我蹲过的几个看守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房体是石砌的，屋顶很高，更显得插翅难飞。晚上睡觉时，管理人员对我特别照顾，让我和一位曾任小学教师的锺姓拘留犯睡在一起。第二天照例是写交代材料，材料写好以后，就专门找了一间小屋子，放了一架旧式纺纱车，派了一位姓蔡的犯人（曾任小学校长，判的无期徒刑，当时在监狱里搞点杂务，成了管理人员的助手，负责发花、收纱、过称之类的杂活）教我纺纱。不久，他发配新疆劳改，我便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特殊犯人”。
　　起初，我还是情绪波动，“死”心不改，想撞墙，但由于自己的懦弱，惟恐一下子未撞死，那时可就惨了，所以总下不了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所里对我越来越宽松，干的活也越来越杂：犯人进所，要我检查随身所带衣物，进行登记。我很认真，哪怕是妇女的月经裤，也要打开看看。犯人学文化，我当总教师，大、中、小学学生和文盲，一律收在班里。所里办黑板报，我既当编辑，又当写手。有一次，像是一批省里下来的民主人士来所检查工作，看见黑板报的质量办得不错，还当面对我表扬了一番，我也扼要地将我的情况向他们陈述，希望他们对澄清我的问题有所帮助。但事实表明，他们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了后期，我还随时被“借用”，参加一些突击性工作。公安局办展览，我去书写版面的“说明”。反右初期，案子多了；法院忙不过来，我被接过去，抄写“判决书”。
　　一次，法院传讯，问了我一些他们需要澄清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只有一面之交的后期同学罗远明检举我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我告诉他们，我在警校毕业后，经一位同学罗××的介绍；确实到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民政厅当了一年多的科员。当时的民政厅也确是中央政治学校师生的天下；我虽与他们中间少数人有过交往，但并无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从这次审讯中，我了解到了罗远明的为人。他是一个十足的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表示自己“积极靠拢政府靠拢党”，不惜捕风捉影，陷害他人。而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已经成为“人整人”的普遍社会现象。

四

　　过了不久，法院负责审理我的案子的审判长缪哲人向我传话说：“你的问题很特殊，等待问题查清了，还可以根据对待归国华侨的优惠政策，给予工作”。我想这话可能不是他随便说的，心中又升起了一线希望，眼前又浮现出曙光。可是好景不常，反右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样的话再也听不见了。到了1958年，我终于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刑10年，刑期从被扣之日起算。从北京被扣到彰明判刑将近七年的时间，我一直蹲在看守所里。他们除了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外，什么“法”都没有。彰明法院的一次审讯和最终判刑都是不公开的，也无需有人为你辩护。根据自由心证的原则，他们认定你有罪，你就该被关被判刑，法不法那完全是多余的，一切服从政治需要，那才是最高的准则。
　　判刑以后，虽然我的心里滴着血，但我却不想死，反而变得坚强起来。我知道后悔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愚蠢的。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已成定局，要杀要剐，随他去吧。我就是要直面人生，勇敢地活下去，看看刑满之后，他们又将对我如何处理，能否将我变成“绕指柔”？
　　根据共产党的劳改政策，判刑后的犯人，必须接受劳动改造。因此我于1958年初夏，随同一伙已判决的犯人，被送到安县睢水关安县磷肥厂筹备处，目标是大山深处的大石坝，临时任务是筑路。在路上吃过一顿饭，饭馆的服务员只给我们每人送上四两饭，连一碟咸菜都没有。经过押送干事的交涉，才端出一碗盐来。这里我开始领略到劳改生涯的艰辛；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过的无菜饭。到了睢水关，各路犯人陆续集中到这里，编成七个中队，共约八百多人，每中队配置一班武警，下设三个分队，每分队再设三个班，中、分队长和武警是干部，是人民；班长则由干部指定成份好的犯人担任；他和其它的犯人都是被打入另册的劳改分子，是被人民压迫的敌人。他们只能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
　　在睢水关整编待命期间，我们住在寺庙里，每天早饭后，由武警带队，上山去背一转煤。出发时；每人发给两个硬面玉米馒头，算是中午饭，吃的时间，自己掌握，要喝水自己去找。另外每个人发给一个圆领护肩，一个背架，一根丁字拐，隔两三天发一双草鞋。走在前面带路的人，通常是劳动有素的犯人。负重下山时，他们知道重心应放在何处，应该在哪里打杵歇气，只要他一停下来，大家都跟着停下来。你若看见他那姿势，八字脚一摆开，丁字拐在背架上一顶，背篓高捎，像离开身体似的；然而重载却四平八稳，岿然不动，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内行。我们这些初次参加体力劳动的人可就惨了，肩磨破了，血浸在衣服上，只得咬咬牙；歇气时，还得两肩硬撑着，两手拉紧背带，惟恐拐子未杵稳，整个背架倒下来。好不容易把煤背回队，这时太阳早已偏西了，坐下来，再看看脚，脚趾也磨破了，只好用破布缠着，心酸的眼泪，直往肚里咽。
　　一会儿，值日队长把口哨一吹，叫声“开饭了”，那可是一场战斗！这时炊事犯人把热气腾腾的一大黄桶包谷稀饭从厨房抬出来，往坝子中间一放，由于当时还没有实行定量分配，也无人组织排队，所以这时饥饿的人们，便从四周围了拢来，先下手为强，有心计的人，还要讲究一下“战术”，头碗少装，以便快快喝完，去装第二碗、三碗，这时只见饭桶旁边，人头攒动，来回奔忙，整个饭场鸦雀无声，稀饭被喝的霍霍地响，钉子汗从头上、脸上直往下滴。第一轮还没装完，已经有人抢着去装第二碗了。由于过分挤抢，有的人把帽子落进了黄桶，赶紧抓起来，抖动几下，又戴上；有人在叫喊：“你把稀饭抖到我脚背上了，烫得我好痛！”一会儿又有人把盛饭的木勺掉进饭桶里，别的犯人伸手去抓勺子，又把手烫得哎哟皇天地叫。因此，饭没抢完，许多人的头上、脸上、帽子上、衣服上都敷上稀饭，真是一幅绝妙的人物画！如果被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看见，他一定会把这个场面摄入镜头，留芳百世！旁边也有不满这种场面的人悄悄斗耳朵：“你看这不是一群从地狱里放出来的饿鬼在抢稀饭吗？”
　　白天劳动，一身臭汗，无处洗澡。如果附近有河沟，还可由武警带去洗洗脚；接着就挂着马灯，忙着开会，检讨当天完成任务情况，表现好的受到表扬，不好的就挨批评，甚至书面检讨。两个钟头以后，解手，熄灯就寝。一间大屋子，铺上一层干稻草，几十个人就像窖甘蔗一样，个挨一个地躺着，汗臭，脚臭和屋子的霉臭满室弥漫，由于一天的劳累，人们似乎毫无知觉，很快就进入梦乡，个别的人还鼾声雷动。
　　随着路线的测定以及筑路的工具、物资草草准备就绪，筑路就开始了。横竖这只是一条泥巴路，质量要求不高，既无桥梁，又无隧道，只是大量的土石挖方和填方，当然，有的地方山嘴挡住了去路，也需要截角取直；有些凹处土质疏松，还需要填石打夯。由于沿途人户稀少，我们的工棚就搭建在公路旁边。工棚是竹木加稻草结构，低矮潮湿，姑且不说；问题就在于屋脊没有防雨措施，不下雨还好，一下雨则大下大漏，小下小漏，所以一遇雨夜，我们只好裹着被子，一团一团地挤坐在不漏或小漏的地方等待着雨停，等待着天明。最糟糕的地方是厕所，那是一个临时挖掘的大土坑，上无遮盖，四周是茅草编织的篱笆。人们解便都蹲在土坑的边缘上，因为怕掉进粪坑里，土坑四周到处摆着粪便和尿液。人多了，无奇不有：有的患有痔疮，肛门红肿、脱肛、肠子掉出半截；有的便血，血流一滩；揩屁股没有手纸，人们只好用捡来的竹片、土块或者索性从篱笆上扯下一把茅草，作代用品。没过几天，篱笆上大洞小眼的，这才又添草补洞。最成问题的是晚间解手，一架煤油灯，高高挂在篱笆木桩上，若暗若明。解手的人，看见坑边有粪便，就干脆蹲在地面上解；若患有腹泻、痢疾，更是摆了一大滩，而且五彩缤纷。当时正值夏天，隔不到一夜，便万蛆攒动，群蝇乱飞，便进人退，臭气熏天。这时候，你可以捂住鼻子，但不可能闭住眼睛，人间惨象，何忍卒睹。今天回忆起这一幕，犹感恶心。
　　早晨喝过稀饭，武装民警便吹哨集合，带着犯人出工。一段一段的工地上，挤着密密麻麻的犯人。体力强的人，打炮眼，撬石头，打夯；体力弱的就挖土、挑土、倒土、填土。中午有一段集中休息时间，也就是放炮时间。这时放炮员到打有炮眼的石头上安放炸药、雷管，然后引爆；静静的山谷；顿时炮声隆隆，响声震天，飞鸟盘桓，野兽匿迹。放炮员是个轻松的工作，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工作，因为他要去处理“瞎炮”。偶尔引爆时，炮不响，他以为废了，等走近去处理时，它却响了，石子飞溅，很可能就把他炸死。半年修路，这样被炸死的人，就有好几个。也有带病劳累致死的。因为是犯人，命不值钱，无人说你是因公殉职，也无人为你开追悼会，坑子挖深一点，埋着不被野兽掏出来，东拉西扯，暴尸荒野，就算万幸了。
　　劳改队里，人的成分非常复杂，有我这样的留学生，有教师、医生，更多的则是国民党的官员和军人，以及少数盗窃，扒手、妓女和微量元素——共产党党团员干部，简直就是一个社会。在一队，与我有共同语言的要算当卫生员的犯人敬君谟了。他是上海同济大学医科毕业的，解放前，曾任彰明、梓潼等县的卫生院长，临解放时，任专区医院的主任医师。因为同是知识分子，在他认识的人中，又有我认识的人，这样，自然而然地就逐渐接近，产生了感情。随着安县磷肥厂筹备工作的进展，在大石坝设立了医院，他就中途被调去当犯人医生，并参加了那里共产党医卫干部的培训工作。
　　山间公路在不断地向前延伸着。那年冬天，这条路终于通车了，各筑路中队纷纷开进厂部，分别变为采矿、碎矿、采煤和治炼中队，并成立了生产技术组，开展一些实验工作，为正式生产脱氟磷肥和钙镁磷肥作好准备。
　　敬君谟调走不久，我就开始生病了，头脑眩晕，身体发寒，四肢无力。起初，我还以为是感冒，随便到队部医生那里去取点药，同时带病出工。谁知几天过去了，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益加重，饭也吃不进去，腿脚发肿，腹泻不止。这时工也无法出了，只好请假在工棚里休息。而此时各队犯人的发病率急剧升高，厂部医院被迫派人到各队检查，并把危重病人送进医院，紧急抢救。一天，敬君谟随同医院干部来一队检查工作，检查完毕之后，他悄悄地向我说：“你们这类病都是营养不良，劳累过度，加上卫生条件太差，细菌感染所致。你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如果再不及时医治，等到船已下滩就不好挽回了。今天我们要把队上几个重病号带走，我去向你们队长说一说，把你也带上，你作好准备。”这样，我们一行七人，拖着沉重的步子，背着被包，偏偏倒倒地走进厂部医院。这里设备虽然简陋，但各方面的条件比起在队上就有很大的差别。经过医治，我们之中大部分人又从死亡之谷爬了回来，敬君谟也就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在养病期间，我也帮敬君谟抄写病历或作点其它笔墨上的工作，从中学到了一点医卫知识，并且暗下决心，如有机会，我也要求学医，同时也看到了二十多位中壮年病员在投入劳改后不久，就被病魔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假如他们换一个环境，是不是也会得到这样不幸的结果呢？
　　病愈后，我被调到厂部生产技术组改造，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单位。我说特殊，一是因为它是由犯人与干部家属共同组成；二是这里没有武装监控，气氛比较宽松。组长姓杨，像是一位南下干部。犯人有六个，一位叫张维政，共产党员；一位叫左自强，共青团员，他们俩人主要是协助厂部其它技术人员搞测绘。我负责刻印教材。一位叫刘俊的，是我中学时代的先期同学，曾在成都甲种工业学院学习化学，此时尚无固定工作。另一位叫冯昆，是一个泥巴匠，他是调来修土高炉的。还有一位负责设计电厂的，我已记不清他的姓名了。另有五六位年轻妇女，系干部家属，她们是被调来学产品化验的，由一位姓朱的犯人任教，此人五十上下，皮肤白皙，宽面孔，戴眼镜，身体横厚，个子不高，据说投入劳改前是在重庆大学教书。学员中有一位叫骆书凤的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此女年轻貌美，身材高挑，她一生的遭遇，恐怕是一部小说的好素材。
　　生产技术组院后有小溪，涓涓细流，惹人疼爱。小溪两边，长着参天的银杏，树干之大，要三四人才能合抱，枝叶茂密，树下成阴，果实成熟季节，有的自动掉在水里，橙黄色的果瓤，虽然气味难闻，但洗去果瓤，雪白的坚果，却是山中佳品。这里不知道是否有干部捡回去炖鸡炖肉，作为一道佳肴来享受，但却是山沟里学化验的姑娘们最喜爱的零食。她们在工作之暇，采集起来，利用烘炉的余火，加沙焙熟，剖而食之，确实满口留香，别有风味。我们同她们虽然头上各有一重天，缺乏共同的语言，但偶尔也能吃到她们有意留下的残粒，算是她们的仁慈吧，同时也算是这一站上今天最美好的回忆了，但更多的却是苦涩。
　　投入劳改之初，身上穿的全是自己制备的衣服，尽管当时是选最粗糙的来穿，但就当时国内的水平也就很可以了，裤子还是“料”子的呢。谁知参加到背煤、筑路队以后，经常接触的是扁担，撮箕、锄头之类的劳动工具，加上日晒、汗蚀、风吹、雨打、以及树枝藤萝的牵挂，衣服也不经穿了。进厂以后，身上是大洞小眼的，裤子成了“刷把裤”，膝盖老裸露在外面，起初也想尽办法，找线联拢，但要补好，谈何容易，首先是布从何而来；其次，就是有了布，自己也没有那样的本事将其联缀平整受看。因此，衣着褴楼，日甚一日。我曾写信告知我的弟弟张朝斌和弟媳刘传芬，希望他们能给我寄一套旧衣服来，但他们只是口上答应着，却没有从行动上兑现，以至到今天，想起这件事，我还难以原谅他们。寄希望于干部吧，他们有不同的立场，不到发衣服的季节，谁来管你这等事；说不定他们心里正高兴着：“你小子也有今天！”
　　在修建土高炉的过程中，我曾受到痞子泥巴匠冯昆的捉弄。在将石灰、粘土和沙子混合踩拌时，据说他使过眼色暗示张、左两位党团员不要主动参加这项工作。我投入劳改时的态度是：凡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我都愿意去做，并且尽可能做好。因此，这回我做了“痴头牛”，首先参加了，一天劳动下来，双脚红肿发炎，开始溃烂，平日穿的胶鞋已经无法穿进，疼痛不说，工也无法出了，这时他背后高兴，当面却假惺惺地向我说：“当时我忘记了向你介绍一点经验，如果下池踩拌之前，先在脚上涂抹一层清油，也许劳动下来，就不会如此红肿疼痛了。”我无言以对，只好一声冷笑，心想：“我和你无仇无冤，你这种存心使坏，事后讨好的做法，不是已经滑到丧失人性的地步了吗？”一个星期以后，双脚肿痛才逐渐消失，但已留下后患，每到冬天，脚趾脚跟非常粗糙，极易皲裂。
　　转眼冬天到了，为了土高炉的试生产和干部的取暖，杨所长带头，犯人一齐参加，进山去背炭。尽管负荷不重，但要行进在黄土高坡，对我们这些一向生长在平原大坝的人来说，本身已经构成一道难题。出发前，我们穿上草鞋，套上“脚码子”（一种旧式的铁制简易防滑工具），而山上雨雪多，路面经常滑溜溜的，爬坡时虽然吃力，跌跤的事，还少一点；下山时，与其说是走回来的，不如说是连滚带跌爬回来的，而每跌一跤，又要收拾散落的炭块，一身稀泥，就更不在话下了。
　　回国前后，我是不抽烟的，蹲看守所当然不准抽烟。投入劳改，为了解乏和解闷，我也学会了抽烟。一天我和张维政、左自强等几人在一处休息，大家都想抽烟，却未带火柴，这时恰好对面有几位锯木工人正抽着烟，他们建议我过去借火，我想，这不是一点生活小事吗？去就去。走近他们身边，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好，就沿用了解放后人与人之间见面时的普通称呼：“同志，向你们借个火！”谁知这几位工人觉悟真高，其中一个不假思索地训斥道：“谁和你同志！”我憋着一肚子难受，无精打采地回来了，既愧自己的无能，连一桩小事都没办好；又愧自己的糊涂，“人家是工人，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你算什么？你不是已经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革命分子吗？你也配称同志？你不屙一泡稀屎照照。”啊！我大彻大悟了，原来我和他们虽然都是黄皮肤，黑眼睛，都生活在同一空间里，但我们之间已经筑起了一道无形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安磷厂，负责试生产脱氟磷肥和钙镁磷肥的技术指导是郭执中先生。据别人介绍，他是东北人，曾经留学美国，学习冶金。不知道何时回国，也不知道因何故曾判处三年的短期徒刑。此时他究竟还在服刑，抑或已刑满释放，不知道。但他常到生产技术组来，杨所长总是“郭工”、“郭工”（工程师的简称）的恭维他，可见他的重要了。我们很难说上一句话。但就在那支言片语的交谈中，也可看出他的同情心了。脱氟磷肥的生产工艺比较简单，钙镁磷肥则相对复杂些，这两种产品的样品不久都先后试制出来了，但不知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安县磷肥厂还未正式挂牌成立，便下马了。1959年秋天，安磷厂的大部分犯人被发配到旺苍煤铁厂改造，我和敬君谟也先后充军到那里。
　　旺苍是四川的一个重要煤炭产区，所以旺苍煤铁厂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劳改集中营。它在宝成铁路线上，有火车直达嘉川，厂部即设在这里。厂部除直属的冶炼，铸管等车间外，还有玉皇观的伐木中队。其它的采煤，采矿中队则分别设在石洞沟、甘溪沟和小松岩。在厂部与小松岩之间的顺水庵，还设了一个半休养性质的农场。我发配到该厂的第一站便是到玉皇观的伐木中队。该队虽然名为代木，实际也附设了一个农场。我因劳力弱，便在农场劳动。当时农场里栽种的产品主要有甜菜、番茄、红薯、蔬菜等。我们搞的劳动也不外挖土、整地、挑粪、浇水、施肥、除草和收运。这里因为是边远山区，土质黄色粘硬，有“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之说，所以做起活来，就远比平原大坝艰苦得多。一位指导生产的干部似乎很在行，他说：“当你尽心竭力种好庄稼的时候，你仿佛就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你行进在田间地头，简直可以听到他们欢快生长的声音。”他的话令听者惊奇，但我怀疑，像我们这类充军到此的人，是否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到达伐木中队的时候，“大跃进”正如火如茶的进行着，和全国人民一样，这里的犯人也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小雨当晴天，大雨当阴天，一天当两天”，干着超英赶美的“伟业”。嘉川附近，小高炉林立，入夜火光冲天。我们白天种莱，晚上积肥，把坡上、田埂上的草皮铲得溜溜光。到鹰咀伐木和运送木材的人犯也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效率，从原来的每天一转至每天一转又1/4，1/3，1/2……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厂部、队部飘着彩旗，贴着标语，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地召开，生产指标一次又一次的刷新，各队犯人像参加古董竞价拍卖会一样，把生产指标竞相拔高，直到无人再报更高数字为止。在这些会议上，我看到了张学诗等几位大组长们的身影，他们精神抖擞，呐喊助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了队长们的宠臣。有时我悄悄地询问个别生产组长：“你们把指标哄抬的那么高，能完成吗？”有的说：“在那样疯狂的会上，谁愿意示弱，我完不成，他们能完成吗？大家完不成，不就不了了之。”有的说：“指标完不成，难道大话也不敢说？说大话又不犯法的！”有的干脆直截了当地说：“会开了，数字报上去了，任务不就完成了吗？”
　　提合理化建议的运动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着，因为上面有号召，下面必然要响应，所以转眼间，这建议，那建议，如雪片飞来，但由于不是出现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而是闭门造车，凭脑子空想出来的，所以尽管合理化建议成百上千，实际可操作的几等于零。有的看似精巧，试做出来之后却不管用，成为废品，直接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有的因为条件不成熟，或所需费用过高，一时难以实现。如像我曾建议解决水源，敷设管道，实施喷灌，使灌溉更为合理有效；同时也减轻了劳动者的肩挑背磨。
　　我们处于被全面专政的环境里，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绝，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只有凭我们的感受去认识、分析和判断。一年辛辛苦苦加班加点地劳动下来，生活却一天不如一天。1959年我每月的粮食配额为32斤，到了1960年下降为24斤，而且好长一段时间，红苕取代了大米，每组还特意制作一把“称”，每顿饭必须大小搭配均匀过称而后开动。五九年我们每月还可以吃到肉，六〇年肉也见不到了，何止是“三月不知肉味”，就是过大年，也只吃到二两肉！五九年我们经常可以吃到榨菜、土豆，六〇年却只能吃牛皮菜或野菜了。好一点的菜只有干部才有资格吃。实际他们也很可怜，主副食配额同样下降，大米是碛子米，肉也很难吃到，如果能吃到用红苕加工出来的菜肴，就算吃上了一顿盛筵了。日用品极度匮乏，五九年还可以配到一点牙膏，肥皂，手纸，香烟，六〇年却难以配到。人们没办法只好用盐巴或清水漱口，用草木灰沉淀液洗衣，吸烟只有吸劣质香烟“跃进牌”、“一枝笔”或用土烟、野烟来代替。而土烟的价格直线上升，从原来的每斤一元多到每斤二十余元，令人望而生畏。养鸡卖蛋，种菜卖瓜，本来是农家副业，是农民换取零用钱的手段，但因为“一化三改造”以后，共产党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所以市场已被取消，农民卖点瓜菜鸡蛋，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由于政策的导向如此，加上农村的主要
　　劳动力已被调去炼钢，农村剩下的薄弱劳动力已无力顾及副业生产了。货源的枯竭造成消费的萎缩，该配的配不着，想买的买不到，通货在膨胀，经济在崩溃，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队上的干部在大会小会上仍然按照中央的口径脸不红心不跳地一个劲儿唱着老调：“是东风压倒西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形势一派大好，不是小好，并且越来越好。”
　　人在饥饿达到极点的时候，为了填饱肚子，他会不顾一切地去获取食物，此时道德、礼义甚至法律已经逐渐失去约束力。我回忆起第一次在蕃茄地里偷吃蕃茄的情况：那天早晨，我们一组犯人被派去摘蕃茄，到了十一点以后，人悃了，不停地打呵欠，腹中饥饿，喉咙干得冒烟，面对手里、箩筐里鲜红清香的番茄，恨不得一口吞下十多个；但转而一想，这是不应该的，我今天的任务不就是出来摘番茄吗？如果私自吞食，岂不就是利用职务贪污盗窃？一旦被人发觉，何地自容！扪心自问，良心也会不安的。正在进行思想斗争时，蓦然环顾一下自己的同伙，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平时大家在地里干活，总是手边做事，嘴上闲聊，怎么此时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原来他们正躲在蕃茄丛中大饱口福呢！既然人家都能吃，我为什么要当傻瓜？于是我开始偷吃了第一次蕃茄。有了第一次，当然也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管仲说：“仓廪足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他老先生这两句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由于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劳动负荷不断加码，全厂几千犯人和全国广大人民一样，在双层夹缝中煎熬挣扎，身体逐渐垮架，健康日益败坏，面黄肌瘦，腿脚浮肿，死亡率直线上升。在那年月里，越是食量大的人，越易为死神所看中。今天还在出工，明天却被削去了人籍！有的人肩头上的木料刚刚卸下，水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口，就倒在地上永远起不来了。真是“今夜脱去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在这种社会病流行的年代，聪明的医务工作者发明了一种“仙丹”，用米糠加红糖制成，名为“康复散”，颇有疗效。但就是这种简单粗糙的药品，也不是人人可以得到的。
　　在这场劫难中，我也被拖得死去活来。人本来就瘦，此时更是骨瘦如柴，体重由原来的120多斤，锐减到80多斤，而膝关节以下，却畸形发展，肿得发亮，手指一按就是一个窝，半天恢复不了原状；走起路来，一只腿迈出去，另一只腿就无力跟上。更为严重的，此时又患上了胃病，不仅不想吃东西，而且胃脘时时作痛。每到开饭时，看到黄亮亮的南瓜，或者红沙沙的红薯，人家吃得那么香，我却吃了就想吐；这时脸皮黄得像“金表”纸一样（一种迷信用纸，质薄色黄）。耳朵也干了，我渐渐失去了信心，暗暗自问道：“难道我真的过不了这道坎，会栽在劳改队吗？”为了活命，我把所有的储蓄都全部拿出来，只要能买到的药和有营养的东西，我都想尽千方百计，尽量满足自己。六〇年初冬，伐木队成立了疗养病房，我被收进去。这里没有生产任务，病轻的也只是补补撮箕扫扫地，药物方面可以吃到“康复散”了；饮食方面虽然主粮配额低，但却可以吃到碎胡萝卜煮稀饭。一个冬天过去了，我说不清究竟是哪些因素起了作用，我的病又奇迹般地出现好转，我又再一次从死亡谷中爬了回来。
　　一元复始，冬去春来，在那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这些病号还可以带上一只小板凳在院坝里晒晒太阳。暖和的时候还可以把内衣脱下来捉杀虱子。在文明国家里的文明人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恶心的事，但在当时中国的劳改营里，甚至在广大农村里，却还是一种享受，一种朴实的文化现象。生虱子的人多起来了，虱子繁殖的速度越来越可怕，队长们看不过意，才设法弄来水银线，每人发一根，像佩戴绶带一样，斜套在肉体上，当然，犯人们也感激涕零，只要能杀死害人虫，管他中毒不中毒！
　　一天早晨，天下着濛濛细雨，地面润湿发光。开饭的哨音响了，要出工的犯人和疗养病房的犯人都纷纷奔向厨房卖饭的窗口排队买饭，因为大家都怕淋雨，所以都在屋檐下的走道上来往。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我在盛第二碗饭的回程路上，恰恰碰上几位要出工的难友过来盛饭，为了让他们，我慌忙向外边闪退。谁知这一脚，恰恰踏在阳沟的斜面上，一个硬头滑，我不由自主地栽下去了，稀饭倒了一地，真是祸不单行啊！胃病和水肿尚未痊愈，这下又跌跤了，我使尽力气想撑起来，谁知右手不听使唤，怎样挣扎也起不来。这时，我暗自估量，右腕一定跌断了。经人扶起，犯人卫生员也前来帮忙；他凭经验检查，肯定是右腕骨折；随即报经队部批准，转送厂部医院治疗。经过消毒、揉合、复位、上夹板，我又在医院病房住下来，内外兼治，一住又是三个月。
　　这次住院，我深刻体会到小病住院也是人生一种享受。因为是小病就不会感到病痛的折磨；因为是住院，就不会有繁重的体力劳动，生活起居是一片悠然闲适的气氛。尽管我不会忘记我是“犯人，”但正因为如此几个病号在一起，还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闲暇无事，不免海阔天空地漫谈起来，小小病室俨然成了信息交流中心。
　　在住院期间，我认识一位名叫陈正贵的资中人。根据他的闲聊，解放前，他曾在上海等地帮资本家养过鸡兔，性格开朗。当他知道我是归国留学人员时，他就问我：
　　“你知不知道吕秀贞这个人？”
　　“是个女的？”
　　“对”。
　　“也是留美归来的？”
　　“正是。”
　　“你怎样知道她的？”
　　“她不是也在厂部改造！”
　　这下子可把我惊呆了。“她不是在北京清华大学燃料研究所作研究员吗？怎么也会到这里改造？”
　　他似乎知道她的许多事情，话匣子打开了，他说：“这位女同志个子不高，身材苗条，面目俊秀，现年三十多岁，是国内某大学学化学的，毕业后曾在家乡一女中担任过校长，丈夫似乎是大学同学。抗战胜利，他们就双双出国了，五〇年响应号召回国，丈夫被判刑改造，她本人被安排在清华大学工作，待遇很高，据说因责任事故判了二年刑。服刑期间，厂部用小车把她接到这边来，原意是想让她搞产品化验，谁知她思想抵触，情绪低落，触处发牢骚。进了化验室，她说：‘你们这样简陋的设备，要啥没啥，也要搞化验？’后来厂领导以抗拒改造，加刑一年，调到缝纫车间去打犯人衣服，她更不服气，消极怠工，并破罐破摔和一位犯人学习组长搞两性关系，还生了一个男孩。犯人无法带孩子，厂部就把这婴儿交某某社会福利机构收养。为这事，二人都受到加刑处分。此后她神经失常，简直成了一个疯子。全毁了。……”我问他：“你说的可是真的？”他变得严肃起来，说：“这，难道还能编造？吕秀贞的事，厂部好多犯人都知道，特别是女犯。我说：“此人我不仅知道，而且他们夫妇都是我留美时期的同校同学，还是好朋友。在我离校赴旧金山前，他俩给我发了一封电报，对我决定回国起了不小的作用。我今年年底就要刑满了，届时如果我还留在嘉川，我想方设法，也要去见她一面。”他说：“你见不着了。”
　　“为什么？”
　　“孩子生下不久，她就被调到简阳……什么地方去了”。此时，我心里隐隐作痛，自言自语道：“真狠！连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妇女也不肯放过！”
　　没过几天，我又认识另外一位病号，他的名字，我已无法回忆。他曾在安县磷肥厂改造过，是最后一批从那里撤走的。因此，我问了他一些有关安磷厂的情况。从他的口中，我知道那位前身为重庆大学教师、劳改期间指导干部家属学化验的朱老师因为生产技术组撤销后，他无事可作，被调去队上打猪草。不知怎的，后来被人诬告，说他偷了别人的手表，在斗争会上，被人打了一顿，一气之下，竟服毒自杀。
　　谈到生产技术组，他又滔滔不绝地谈起骆书凤的遭遇。他说：骆书凤，成都人。解放时，刚刚踏进高中。因为她秀外慧中，生性活泼，很逗人喜爱。那时候，仗打完了，国民党被赶到了台湾。共产党的新老干部中，很多人没有结婚，一时便掀起了抢媳妇热，漂亮的女学生尤其受欢迎。尽管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成分不好，他们也管不得那许多了，骆书凤便是在这种背景下，高中刚上二年级，就被一位姓王的南下干部看中而结婚的。婚后男欢女爱，生活颇为幸福。68年初，绵阳专区筹建安县磷肥厂，小两口便同时被调进来。男的担任政治指导员，女的到生产技术组学习化验，各得其所，日子也还过得不错。谁知此时唱起了“大跃进”的狂想曲，要把中国这艘破旧的航船，开往乌托邦。这下子，活路倒是有你干的，只是物资越来越短缺，日子越过越难过，以至人们要穿补疤衣裳，喝大锅清水汤。王指导员毕竟是学生出身，“世界观未改造好”，过不来这样的共产主义生活，于是牢骚满腹，想起就发：“他妈的，老子革了这些年的命，打了这些年的仗，革命胜利了，中国解放了，日子反倒越过越穷，要吃碛子米，嚼红苕叶子、牛皮菜，肚子都填不饱，这叫什么世道？！”起初，同志们还同情他，劝他几句，但他的牢骚越发越多，越发越“离谱”，于是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出来了，检举揭发他，开会斗争他，骂他是蜕化变质分子，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叛徒。可他还是“屡教不改，以滥为滥”，以致被判刑丢监。进了监狱，他仍然破口大骂，甚至叫嚷要越狱，要上山打游击！这样大逆不道的话，传到靠打游击起家的老革命耳里，禁不住暴跳如雷，火冒三丈，异口同声地说：“这还了得，这不是在煽动造反！？”于是不久前还在革命阵营里的王指导员被指为“现行反革命”，带上手铐脚镣。终于走上刑场，倒在血泊里。
　　王××悲惨地走了之后，革命的人们把他作为一个“反面教员”加以宣传，倒也风光了一阵子；他的妻子骆书凤可就惨了，因为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不能再呆在革命干部队伍里，被削籍为平民。她在感情上失去了朝夕相亲的伴侣，在生活上失去了依靠，终日不言不语，不饮不食，哭的像个泪人儿似的。幸好她还年轻，并未自寻短见，经过邻居几位老大娘苦苦地的劝慰，她终于挺过来了。几个月之后，有人看见，她和一个劳改释放人员合作，拉板车为生，男的拉中杠，她拉“飞物”，在成都西北角的街道上飞跑着。但愿她的噩梦成为过去，新的生活从这里开始，虽然穷苦些但活得真实些。
　　因为传递信息的人对骆书风的情况如此熟悉，我怀疑他可能与骆姓有亲戚或邻里关系。我试着问他是否知道骆爱华？他说：相比之下，骆爱华就幸运得多了。解放前夕，她在成都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美术学院前身）读书，据闻经她的姐夫哥介绍，她和一位留美生成了笔友。解放初期，她的留美朋友还帮助她家退押。她一度想去北京，不知为什么，后来没去成。毕业后，和母校一位姓戴的美术老师结了婚，以后随丈夫去了重庆。男的在重庆某高校任教，她本人则在重庆市中区保安路某美术合作社任画师。此时这位难友以一种惊奇的目光反问我：“你是怎样知道骆爱华的？”我也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留学生。我和骆爱华通信一年多，但从未见过面，只是彼此寄过照片。50年我响应号召回国，想与她结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谁知道我在政治研究院毕业后就成了阶下囚，从此鱼沉雁杳，生死两不知。她后来和她的老师结了婚，倒是我内心为她祝愿的事。以后出去，我还会向她说明情况，表明我不是一个负心人。”难友听罢，一声长叹道：“这是历史的无奈！”
　　在厂部医院疗养了三个多月，我的右腕骨折已经愈合，胃病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医生们认为我可以劳动了，但毕竟是初愈，所以就据实上报厂部，把我转送到七分劳动三分休养的顺水奄劳改农场。在那里，我认识了几位可以随便谈话、无须提防的难友，他们是吴海清、陈为炯和陈子云。不知是因为我的经历和学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他们对我都很尊敬，特别是小伙子陈为炯，简直有些“巴结”的味道。比方说，他把他母亲的照片交给我，介绍了她的情况，还希望我回归社会后当他的继父哩。他们并非有好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普通人。吴海清当过川军低级军官，陈子云经过商，陈为炯遭遇最不幸，刚进高中，全国就解放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无力继续上学，浪迹社会，对现实不满，写了“反动”标语，就被捕判刑。此时业已刑满，但仍在劳改队里留队就业。虽然吴海清、陈子云和我一样都是即将刑满的人了，但我们都感到这班房坐的冤，特别是我。我说：“我是为了追求真理才回来的，想不到就追到班房里来了，难道真理就在这里？”他们也为我惋惜：“别人惟恐跑不出去，你却忙忙慌慌地跑回来，这下可惨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不回国，此时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过好日子，我们恐怕连边都沾不上。”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罢又不禁惨然一笑。
　　吴海清最喜欢结交朋友，因为他是干部小厨房的炊事员，小松岩的留队就业人员星期天赶场路过这里，要口水喝，攀谈几句，也就逐渐交上了朋友。他先认识李泰萼，通过李泰萼，后来又认识了康代轩。就这样，认识的人逐渐多起来。康、李都是国民党的军官，而康代轩又是国民党少壮派军人头目康泽的侄子，所以比较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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